引言
1月19日,以太坊联合创始人Vitalik Buterin现身台北Tempo X加速器举办的”积沙成岛:多元民主的台湾经验如何推进到Web3时代?”论坛。在这场由动区动趋发起的多元宇宙(Plurality)主题活动中,Buterin深入剖析了从传统投票到平方投票等各类投票系统的理论框架与实际应用场景,详细阐释了不同投票机制在各类社会环境中的运作原理及其对民主决策过程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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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机制在各领域的重要性
在系统性地介绍各类投票机制前,Vitalik首先强调了投票系统的多样性及其跨领域应用价值。他指出,虽然公众通常将投票与国家或城市选举直接关联,但实际上投票行为渗透在社会各个层面。从政府选举到民意调查,再到非营利组织的内部决策,投票机制无处不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意调查虽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其结果往往能显著影响社会舆论导向和文化走向。
随后,Vitalik将话题延伸至社交媒体平台的”微型民主”现象。通过分析Twitter、Farkaster和Mastodon等平台的用户互动模式,他生动地描述了点赞和转发行为如何演变为一种特殊的”公投”机制。这种日常发生的数百万次微型投票,实际上构成了观点筛选的重要机制,决定着哪些内容能够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关注。
传统投票体系与缺点
在剖析传统投票系统的局限性时,Vitalik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为何简单的A/B选择模式存在缺陷?他通过一个典型案例进行说明:当九位选民分别支持不同候选人(A获4票,B获3票,C获2票)时,表面胜出的A实际上可能并非最受欢迎的选项。

Vitalik进一步分析指出,如果大部分选民强烈反对A,而支持B和C的选票分散,就可能导致A被错误地认定为最优选择。这种现象在政治学中被称为”杜瓦杰法则”,解释了为何简单多数制往往导致两党制格局的形成。以美国政治生态为例,这种投票机制确实造就了民主党和共和党长期主导的政治局面。
Duverger定律延伸的弃保效应
基于杜瓦杰法则的理论框架,Vitalik深入分析了小党派在现有政治体系中面临的困境。他指出,由于历史选举结果形成的心理预期,选民往往认为支持小党派是”浪费选票”,即便他们真心认同小党派的理念。这种心理导致选民倾向于在两大主要政党之间做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巩固了两党制的政治格局。

Vitalik将这种现象称为”弃保效应”,认为它使得建立包含多党派的稳定选举体系变得异常困难。在这种机制下,即便两大党的候选人都不尽如人意,选民仍不得不选择相对不那么糟糕的一方,导致政治生态缺乏真正的多样性。
排名选择投票优、缺点
针对排名选择投票机制,Vitalik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该机制允许选民按偏好顺序排列候选人,通过多轮淘汰制(每轮淘汰得票最少者)最终确定胜选者。Vitalik通过具体案例展示了这种机制如何更准确地反映选民的真实意愿,避免传统投票中的”少数派胜出”现象。

然而,Vitalik也客观指出了排名选择投票的局限性:其复杂的计票流程可能导致反直觉的结果产生,同时增加了选民的理解成本和选举组织的实施难度。
同意投票法形式更为简单
在介绍同意投票法时,Vitalik着重强调了其操作简便性。这种机制允许选民为任意数量的候选人投票,不受单一选择的限制。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他展示了当四名选民支持候选人A,而另外五名选民强烈反对A但对B、C持开放态度时,同意投票法如何产生更合理的结果。

Vitalik指出,在现实的大规模选举中,微小得票差异就能决定胜负。相比复杂的排名选择投票,同意投票法既能产生有意义的结果,又保持了操作上的简便性,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折中方案。
Arrow 定理提出的困境
Vitalik随后探讨了Arrow不可能定理对投票系统设计的深远影响。该定理证明:在三位及以上候选人的选举中,任何投票机制都可能违反”无关选择独立性”原则。这意味着引入新候选人可能意外改变原有候选人的胜负关系,造成看似不公平的结果。

不过,Vitalik也指出Arrow定理的重要前提是仅考虑序数偏好。如果投票机制能够考量偏好强度(如同意投票法),就能有效规避这一困境。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介绍了更复杂的平方投票法,该方法通过使投票成本与票数呈平方关系,促使选民更审慎地分配投票权重,从而减少极端投票行为的影响。
结论Q&A
论坛尾声,Vitalik特别强调了平方投票法的创新价值,同时指出投票机制设计必须与社群参与相结合。他认为加密货币社区与政治活动家面临相似的治理挑战,这正是两者能够展开深度对话的基础。
在问答环节,现场观众就投票机制评估框架、平方投票防作弊措施以及制度改革困境等问题与Vitalik展开了热烈讨论。针对Optimism公共孵化基金的案例,Vitalik特别强调了代理人制度在提升治理质量方面的价值;对于平方投票中的串谋风险,他提出需要技术方案与机制设计双管齐下;面对制度改革的政治障碍,他保持谨慎乐观,认为激励结构的复杂性可能为变革创造意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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