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纽约曼哈顿The Shed出席Ripple年度Swell大会，与Ripple CEO Brad Garlinghouse同台对谈。这场活动虽由一家加密公司主办，但贝森特在台上讨论的议题覆盖了美元稳定币、美国国债需求以及美国在中美科技竞争中的定位。
贝森特如何定位稳定币
贝森特将对谈的核心论点归纳为三层。第一，储备货币的权力基础正在从军事力量转向技术领导力，Crypto、AI与半导体共同构成美国在这场竞争中的技术底座。第二，目前超过90%的稳定币以美元计价，对于本币不稳定、通胀高企的新兴市场国家，美元稳定币提供了一条绕过传统银行体系获取美元的通道，从而扩大美元在全球的实际使用范围。第三，稳定币发行商将成为美国财政部的重要融资来源。
第三点的制度依据来自已通过的联邦稳定币监管框架GENIUS法案。该法案要求支付型稳定币发行商以至少1比1的比例持有现金、合格美国国债或其他许可的流动性储备资产。贝森特由此推导：每铸造一枚稳定币，就对应一笔美国国债的购买需求；稳定币市场越大，美债的买家就越多。他甚至在台上将GENIUS法案与林肯1863年签署的《国家货币法案》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在历史地位上属于同一级别。
稳定币与短端国债的数据链
贝森特的判断背后有一组可追溯的数据。当前稳定币总市值约3000亿美元，其中Tether（USDT）和Circle（USDC）合计占比约90%，两家发行商持有的美国国债及相关资产规模约1700亿至2200亿美元。2024年全年，稳定币发行商购买了约400亿美元的短期国库券，规模已与日本、新加坡等主权买家相当。
GENIUS法案要求合规稳定币的储备投向到期日93天以内的短期国债，这与贝森特此前的另一项动作形成衔接。他在8月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翻倍，通过发行更多短期国库券来筹资，即所谓“财政部版扭转操作”。稳定币创造的新增需求，恰好落在短端国债上。渣打银行预测稳定币市场到2028年将达到2万亿美元，对应约1万亿美元的新增短期国债需求；贝森特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市场有望超过这一预测。IMF在2026年3月发表的研究论文则发现，稳定币需求冲击已对国债收益率产生可测量的影响，每1%的市值增长冲击带来约0.5个基点的收益率压缩。
从美国财政部的视角看，这条链条被描述为：稳定币扩张带来美元在全球实际使用增加，进而推升短期国债需求，再作用于政府融资成本，最终强化美元储备货币地位。这一过程不依赖联储降息，也不依赖外国央行增持。
立法缺口与赎回风险
贝森特在台上没有展开的另一面同样值得记录。稳定币发行商对国债的需求是价格不敏感的，无论收益率高低都必须持有储备。市场平稳时这是稳定的需求来源，但若稳定币遭遇大规模赎回潮，发行商被迫在短时间内抛售大量短期国债，反而可能加剧市场波动。英格兰银行已对此发出过警告。
更广泛的加密市场结构立法仍未落地。贝森特提到的CLARITY法案于9月15日在参议院以49比50投票否决，距60票门槛差11票。该法案涉及交易所由谁监管、代币化证券如何定性、DeFi协议的合规边界等问题。贝森特表示，财政部拥有“重大权力”与SEC和CFTC合作，通过监管行动推进合规框架，并防止加密企业被银行系统“去银行化”。但摩根大通指出，行政规则缺乏立法的持久性，下一届政府可以轻易推翻。这意味着相关规则的稳定性取决于能否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固化为法律。
贝森特在台上用一句话概括了方向：“美国将在数字资产领域取胜，并因此拥有一个更强的美元。”从GENIUS法案提供立法框架、OCC发放银行牌照，到财政部定义战略角色、SEC与CFTC建立监管护栏，这些动作正在被纳入同一套以美元稳定币为核心的数字金融秩序之中。对市场参与者而言，稳定币储备与短端国债之间的联动关系，以及CLARITY法案失败后监管行动的不确定性，是后续需要持续观察的两条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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